林大源
根據丹麥航運研究諮詢機構Sea-Intelligence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隨著2022年8月船期可靠性的逐步改善，那些由於延誤造成的全球船隊運力損失，其數字下降到7.9%，相較於2022年1月的尖峰值13.8%下降了不少，這基本上代表著港口壅塞問題比2022年1月的情況減少了一半以上。然而2022年的改善速度仍低於2015年，但也有跡象顯示，到2023年1月，目前的情況將回到2015年的發展水準，依照目前的速度改善下去，且沒有新的重大供應鏈中斷危機產生，那麼到2023年初，航運業的產能損失應該會回到2%的正常水準。
宋哲與徐劍華〈航運業脫碳進程中的動力與阻力〉，航運業已經做出了減少碳排放的堅定承諾，所有相關的法案都在強調減少碳排放的重要性，確保不僅僅是行業領導者做出承諾，而是整個行業都被要求達到正確的標準。因此美國國會立法提出了綠色航運法，如果這項法案得以通過，綠色空氣法案將重新修訂，並建立新的船舶碳排放的標準限制，雖然法案本身不會解決問題，但會是一個良好開端。法案的提出進一步加強了海事行業面對碳排放的挑戰，須要燃料供應商對新燃料進行大量投資，而這些新燃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綠色電力，需要廣泛的基礎設施和持續性投資來提供商業氨（e-ammonia）或商業甲醇（e-methanol）等燃料，加上HSFO和VLSFO之間的差距如果夠大，燃料成本節省可以覆蓋洗滌器安裝的成本，並產生利潤。根據過去的歷史，投資者在公司船隊中幾乎沒有看到差異，但前述情況正在慢慢發生變化，公司盈利能力的分歧越來越大，這取決於他們掌握了什麼樣的的設備。因此在確定碳排放降低的技術和經濟可行性時，後續也要考慮到健康、安全和環境影響。
梁雨馨與江南蒓〈美國鐵路和港口的勞工問題加重了供應鏈的困境〉，貨運情報公司FreightWaves面對近期美國鐵路和港口的勞工問題加重了供應鏈的困境議題，特別邀請到律師事務所及國際貿易集團的合夥人兼聯合主席克雷格（Ashley Craig）來探討供應鏈如何應對所有勞動力未知的因素，以及疫情後的消費者和經濟前景。克雷格並且提到有鐵路服務方面的問題，以及疫情對供應鏈的持續性影響，貨運鐵路公司和它們的工會努力就勞工協議達成共識之際，所有人都在猜測未來幾個月供應鏈中現有的挑戰會如何發展。
謝晚媖〈尼泊爾藉印度擴張鐵路網以發展海陸聯運〉，印度是全亞洲最早通行火車的地方，其最初在西部瀕臨阿拉伯海的孟買商港和車站之間建有鐵路，於1853年時的英國殖民時期，英國政府亦在東岸的加爾各答港邊興建鐵路，將大量農產和加工品運至歐洲販售，並載運民生和工業產品進入印度境內。俟孟買和加爾各答2大港口周邊的鐵路建成後，再於內陸的都城德里一帶增建鐵路。鐵路和港口的充分搭配，最能發揮「海陸聯運」的功效，蓋比起卡車或聯結車，貨運列車當可裝載數量極為龐多的貨物，速度亦可較行駛於公路的車輛為快，從而著收「貨暢其流」的功能。尼泊爾自2008年改制為共和國後，在過去10餘年間由於經濟適度成長，以及進出口貨物貿易的增加，近年加入中國提出之「一帶一路」倡議行列之際，向中國提出數項協助交通建設如增建2國之間的鐵路等請求，特別是希望中國將青藏鐵路從原本終點的日喀則站延伸至尼泊爾邊境。因此屬高地國的尼泊爾，其未來跨國的陸運及海陸聯運等業務經營得順暢成功，並能行之久遠、擴大市場版圖，乃是備受全球多國之注目。尤令海運業界深覺振奮者，此等經由海運以擴展航貿業務的作為，得讓舉世各國的民眾咸可獲享「貨暢其流」、無遠弗屆的福祉，即便並未瀕海的內陸國家亦可互惠共享。
海商法專欄〈條件與擔保的區別〉，在定期傭船契約下，所謂「微不足道原則」（De minimis），應排除定期傭船人向船舶所有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外，遑論「解除契約權」了。就「微不足道原則」而言，不過是在商業契約上，考量當事人是否違反契約上的義務時，如果從契約所要求的履行行為來看，僅僅是違反了微不足道的程度而已，是不能向對方請求損害賠償的，充其量，僅負有「補足」的義務罷了。這與當事人違反定期傭船契約的本質之「條件」，或僅違反定期傭船契約附隨約定之「擔保」，尚難相提並論。如果定期傭船契約上的約定，是屬於「條件」，即使對違反約定所造成侵害的結果，僅屬輕微，也因其已構成「契約根本的違反」，相對人就可以解除契約，不再負擔將來契約的履行，如果相對人受有損害，更可請求賠償。如果當事人所違反契約的約定，不過是違反「擔保」而已，即使對其違反契約所造成侵害的結果，相當的嚴重，契約相對人則不得解除契約，僅止於得請求損害賠償而已，二者的差別，可以說相當大。楊仁壽大法官認為如果船舶所有人所交給定期傭船人使用的船舶，於定期傭船人使用始期，業已欠缺適航能力，而且不可能在達到傭船契約交易上目的以前，修復到可以使用的程度，甚或不能修復時，就可以認定定期傭船契約解除是屬於合法的。
Maritime Business Review專欄「Shipping managers’ information behavior during a pandemic crisis」（Kelly Gerakoudi-Ventouri），航運公司通常在不穩定和風險極大的環境中營運，透過資訊來減少不確定性以幫助決策，並依靠有效的相關訊息來保持競爭力，然而與市場風險、船舶營運和其他技術領域相關的決策可能會對航運公司產生不利影響，例如新冠疫情之類的事件，改變了經濟環境、衝擊市場參與者並增加不確定性，以及相關地緣政治影響因素的現象，也會顯著影響全球貿易並影響航運公司的決策。因此，該篇文章主要在探討希臘航運公司的管理者如何利用知識和訊息資源做出明智決策的方式，並關注近期疫情發生後相關訊息行為的變化。研究採用定性方法，藉由紮根理論方法，分析現有文獻中有關新冠疫情後管理者信息行為的文獻，分析近期31篇的學術文獻，結合疫情危機期間的訊息行為和決策領域，同時採用多案例研究法，來探訪49名希臘航運公司經理決策的相關回答。研究結果發現對高階管理者在危機時期做出決策時的訊息行為進行了現象學探索，透過擴展現有理論，說明了危機期間管理者的有效訊息行為類型，來改善決策，並描述訊息對決策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以新冠疫情擴散期間。結果強調了使用替代訊息資源、投資於訊息的協作和明確性、利用新的數字技術來評估決策計畫和收集相關訊息以應對新穎和具有挑戰性的市場情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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