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長在載貨證券上簽名的態樣

楊仁壽

 

定期傭船人與貨物所有人之間，於締結運送契約，收受貨物後，絕大多數都會簽發載貨證券，因而於「定期傭船契約」與「載貨證券」2者之間，可能就會衍生不少問題，自有澄清的必要。在德國法下，此等問題幾乎已是老生常譚的事。

首先浮現的是，載貨證券的發行權者的問題。德國1937年修改商法，將1924年的海牙規則吸收採取其內容，於第642條第1項規定：「海上運送人於貨物裝船後之同時，如託運人將交貨時領取之臨時收據，或收受載貨證券（received B/L）提出要求交換，應依託運人請求之份數，立即發給裝船載貨證券。」明確記載載貨證券發行的主體，是運送人（Verfrachter）；並於第643條第1款將「海上運送人之名稱」（Name des Verfrachters），規定為載貨證券的必須記載事項（註1）、第644條規定：「船長或其他船舶所有人之代理人，於發行載貨證券而未記載海上運送人名稱時，以船舶所有人視為海上運送人」（第1項），「海上運送人之名稱記載不真實時，船舶所有人對受貨人因記載不實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第2項）。

這與1937年商法修正前，載貨證券之發行權者是船舶所有人有別，在此一前提之下，HGB § 642 Ⅰ,Ⅲ雖也規定，船長或其他船舶所有人有作成載貨證券的義務，但在HGB § 643，卻未將「運送人的名稱」，列為載貨證券的必須記載事項，因此，從來的判例及通說，無不以立法者的意思為根據，將此解為「船舶所有人載貨證券」（Reeder konnossement），必如此才屬有效，根本不承認「運送人載貨證券」（Verfrachterkonnosse ment）的效力。

以是之故，針對上述的判例及通說，Wüstendörfer教授及其支持者，從法社會學的考察及依目的論的解釋立場，殆都肯認「運送人載貨證券」的有效性，此乃1937年德國商法修正的主要動力之所在。

於是乎，德國1937年修正商法時，遂也從善如流，除了承認「運送人載貨證券」的有效性之外，並於HGB § 644，新增了如果不於載貨證券上不記載或不實記載時，船舶所有人應負責任之旨的規定。該條事屬新增，可以說是基於保護第三人的權益而設，亦即在載貨證券上就「海上運送人」的名稱，若作不充分的開示，則船舶所有人對受貨人或第三取得者之載貨證券持有人，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以保護該等人之權益。

但作這樣新增的規定，其法律上的效果，究竟應作如何的解釋，以符法意呢？學者之間，仍有爭論之餘地。例如依Schaps-Abraham（註2）、Prüßmann-Rabe（註3）等位教授的見解（通說），認為船舶所有人依該條之規定，業已完全負擔載貨證券上債務人之義務，而且已排除運送人之責任，要無庸疑。但K. Schmidt教授（註4）卻認為該條之規定，不過是單為保護載貨證券持有人之「被告適格」（Passivlegitimation）的問題而加以處理而已，亦即船舶所有人依該條之規定，已成為載貨證券上之責任主體，不應解為什麼「運送人載貨證券」或「船舶所有人載貨證券」，而加以批判。換句話說，K. Schmidt教授，認為載貨證券上之責任，船舶所有人與海上運送人的責任是「重疊的」（kumulative），並沒有排除海上運送人的責任。

與HGB § 644的解釋糾纏在一起的是，在定期傭船契約下，與發行載貨證券的有關問題，諸如①船長於載貨證券上簽名時，附記「代理傭船人」（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charterers），其效力如何？②轉責條款（demise clause）或運送人本人條款（Identity of Carrier Clause）是否有效等，亦有討論的必要。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HGB § 644可以適用的，就是在載貨證券上未記載運送人的名稱，或是不實記載運送人名稱等情形。此在海運實務上，每每碰到船長雖然於載貨證券上沒有明確記載運送人的名稱，但卻附記「代理傭船人」（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charterers）或「代理定期傭船人」（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time charterers）等字樣，在此等場合，嚴格言之，固然沒有記載運送人的名稱，但至少已載明「傭船人」或「定期傭船人」，為「運送人」之事實，是否仍有HGB § 644條之適用？不無疑問。

根據Hans OLG Hamburg v. 12 Jan, 1967號判例（註5），判示船舶所有人附記上述所追加之文句，依然要負HGB § 644所規定的責任不變。該案的事實大致如下：在該案中，所涉及的條文是HGB § 642 Ⅳ規定：「船長、其他各船舶所有人，及業經授權之代理人，縱無海上運送人之特別授權，仍得發給載貨證券」，文句不甚明確，因而原告（貨物保險人）主張，船長並非依上述的規定，於載貨證券上簽名，是基於特別授權簽發，而否定HGB § 642 Ⅳ的適用。

然而法院卻不認同原告的主張，予以駁回。其理由如下：依上述字義，船長作為法定代理人之地位，依據HGB § 642 Ⅳ的規定發給載貨證券，並非有若何的變更，而且HGB § 644所規定的旨趣，端在確保載貨證券的流通性，身為債務人之運送人的名稱，雖未於載貨證券上明示，但HGB § 644所揭示之代理人，既然已於載貨證券上簽名，則不難以船舶名稱為線索，容易搜出船舶所有人為運送人之身分，因而認為原告的主張為無理由。

可是，這樣的見解，卻與HGB v Nov. 1977一案（註6）法院的判決有異。此案的事實大致如下：代位受貨人之貨物保險人以傭船人為被告，主張被告從埃及的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運送貨物所有人之貨物香橘，到德國的漢堡港，由於堆存不良，致香橘受損，因而代位向傭船人請求賠償損害。

在此案中，船長使用定期傭船人所提供的載貨證券格式，於載有「代理定期傭船人」（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time charterers）字樣的上面簽名，而該載貨證券也記載傭船人公司的名稱。但在實際上，被告為了履行其與受貨人之間所締結有關水果運送之契約，屬於概括契約（Rahmenvertrag），被告並非定期傭船人，而是航程傭船人，其與定期傭船人訂有「航程傭船」契約，來履行上述的水果運送。

在該載貨證券下，何人為應負責之運送人？發生爭執。原審判決（註7）以與託運人間所締造的概括契約為根據，確認航程傭船人為運送人，船長雖然在載有傭船人名稱的載貨證券下簽名，航程傭船人作為運送人的地位，並非有任何變更。此一見解，卻不為上訴審所認同。

BGH認為本件問題之所在，乃在於航程傭船人是否曾發給載貨證券，船長究為何人簽發，來做決定。本件船長於附記「代理定期傭船人」字樣的載貨證券上簽名，因此BGH認為航程傭船人並不是載貨證券的發行者，而廢棄原審判決，駁回原告的請求。

BGH此一判決，卻遭致K. Schmidt教授的批判（註8），他認為該判決將託運人的觀點，換成船長的觀點。代理人內部的意思，並非由本人或第三人何一方來決定當該意思表示，而應由客觀的基準來決定。以是之故，船長以附記有「代理定期傭船人」字樣的載貨證券簽名，除了船舶所有人之外，定期傭船人亦難辭其咎。

可是，K. Schmidt這樣的見解，卻不為Prüßmann-Rabe教授所認同（註9），他也不贊成BGH的見解，認為載貨證券上抬頭，既已表明真正運送人的名稱，則航程傭船人是真正的運送人，已無庸置疑。這樣的見解，迄今已成為通說。

 

 

【註】

 

1. HGB 643規定載貨證券應載明左列事項，為其內容。依德國學者通說，認為該等事項為必要的記載事項。參見Prüßmann-Rabe, Seehandelsrecht, 2 Auff., Anm. Zum § 643 A.。
2. Schaps-Abraham, Seerch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4 Aufl. 1978 644 Rdn. 4。
3. Prüßmann-Rabe, Seehandelsrecht, 2 Auff., München 1983, Anm. Zum 644 Rdn. 4。
4. Schmidt, Verfrachterkonno ssement, Reeder konnossement und Identity-of-Carrier-Klausel, Hamburg 1980 S. 644 Rdn. 4。
5. Hansa 1967, 1005 = MDR 1967, 499。
6. Vers R 1978, 177。
7. OLG Hamburg v. 24 Apr. 1975. Vers R 1976, 37。
8. Schmidt, a. a. O., S. 37ff。
9. Prüßmann-Rabe, a. a. O., Anm. Zum 644 B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