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仁壽
要瞭解有關定期傭船在「法」方面的適用，必須先就「類推適用」或「準用」的涵意，略知一、二。所謂「類推適用」，指就法律未規定的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的規定，以為適用而言。類推適用是基於平等原則之理念，而普遍為法院所使用。「相類似的案件，應為相同之處理」，為類推適用之基本原理（註1）。
類推適用，是基於「類似性質」或「類似關係」所為之推論。類推適用或類似關係，僅為類推適用的基礎，其是由特殊到特殊，個別到個別，「依類而推論」，凡適於某法條之案例，使之亦適用於同類之另一案例。
根據「類推性質」或「類似關係」所為法學上之類推適用，重在其結論之妥當性。法律之容許性與目的論上之妥當性，乃為判斷二案例間是否類似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是一種評價性的思考過程，而非僅是形式邏輯的思考操作而已。
舉例言之，設有一甲案，法律對之有明文規定，分析其構成要件，有A、B、C、D、E、F數點。茲發生乙案，析其構成要件有C、D、E、F 4點與之相同，其餘不同。如果C、D、E、F為甲乙2案之重要性質或重要關係，則甲乙2案具有類似性。若非重要性質或重要關係，則不具類似性。有類似性，才能類推適用。
如果立法者為避免規定之重複，已就事項中一主要事項，將類似性質或類似關係，設有「準用」之規定，則法律適用者，逕加以適用或類推適用即可。此種「準用」，可謂係法律上的類推適用（註2）。
再回過頭來看，日本平成30年（西元2018年）5月18日修正前之商法第704條第1項規定（註3）：「船舶承租人以為商行為目的，將該船舶供航海之用者，就其利用有關事項，對於第三人有與船舶所有人同一之權利義務。」之所以作此規定，乃船舶承租人與船舶所有人有以下共通點，即：
（一）船長及海員均為彼等所僱用。
（二）就船舶利用有關事項，不論是海技事項或商事事項，船長及海員均應聽從彼等之指示。
（三）船舶所有人或船舶承租人對於第三人均負相同的責任。
但在定期傭船之情形，與之則不具有類似性，即：
（一）船長與海員均為船舶所有人或船舶承租人所僱用，只是提供定期傭船人利用船舶，並予以服務而已。有關船長及海員之薪給、食物及船員僱傭與終止費用、船舶保險費、修繕費等固定費用，仍由船舶所有人或船舶承租人負擔。
（二）定期傭船人對於船長及海員之指示，僅限於商事事項，不及於海技事項。
（三）定期傭船人就海技事項所發生之損害，對第三人不負賠償責任。
由以上的差異性可知，定期傭船契約與船舶租賃契約在法的性質上截然有異，根本無類似性可言。德國於20世紀初期，在學者Wüstendörfer以及Pappenheim等氏的鼓吹之下，認為定期傭船契約，並非運送契約，而是船舶租賃（Schiffsmiete）與勞務供給契約（Dienstvers chaffungsvertrag）相結合的契約（ein Gemischter Vertrag），該國最高法院判例基本上亦採此立場（註4）。
日本大審院於昭和3年（西元1928年）6月28日仿出作同樣的判斷（註5），指出：「在傭船契約或Charter Party名稱之下，通常所締結的契約，其內容未必相同。在傭船契約當中，可能有以下3種情形，即①船舶所有人約定為傭船人運送貨物之運送契約，②以傭船契約之名義，單純成為船舶租賃之契約，③以傭船契約名義，而成為船舶租賃與勞務供給契約之混合契約。而由船舶所有人（包括船舶承租人在內）選任船長、海員，並僱用之，是典型的定期傭船契約，即相當於上述③船舶租賃與勞務供給契約之混合契約」等語。
以大審院此一判例為契機，日本嗣後判決大致沿襲照判，並進而以此定期傭船契約之法的性質為前提，依據當時商法第704條之規定（即修正後商法第703條）來作為處理定期傭船契約外部關係的問題，其例不勝枚舉，本欄在此之前，多已述及，舉其犖犖之大者，諸如1974年的滿月號事件、1983年的進宏丸事件、1986年的第五神山丸、第三泉丸事件等，都相繼採同一見解。
亦即定期傭船人對外的責任，應類推適用有關船舶承租人對外責任的當時704條第1項規定：「船舶承租人以商行為為目的，將該船舶供航海之用者，就其利用有關事項，對於第三人有與船舶所有人同一之權利義務。」在結論上，就海技事項居然也要與船舶承租人或船舶所有人負同一之權利義務。前已言之，2者並不具有類似性，自無援用該條項之餘地。大審院以及下級法院判決之法律見解舛誤，不言可喻。
一直到平成25年（西元2013年）海洋勝利號（Ocean Victory）事件的審判，才先後為東京地裁、東京高裁（西元2014年）以及最高裁（西元2015年），扭轉了先前不正確的見解。並啟動了平成30年（西元2018年）日本修改了商法及國際海上貨物運送法的契機，該案歷審的判決，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該案的事實概要，大致如下：被告Y1是光船租賃人，向船舶所有人承租海洋勝利號輪（船長280.080公尺，總噸數58,005噸，屬於活動蓋艙口的散裝貨輪），供航海之用，並將該輪交由Y2船舶管理業者管理，旋將該輪以定期傭船的方式，出傭給定期傭船人即原告X2，載運貨物「鐵礦石」到日本茨城縣鹿島港，在卸載作業中，適太平洋發展中的低氣壓迅速西移，該輪為躲避暴風雨，於平成18年（西元2006年）10月20日午後2時46分左右，從碼頭出發，朝向海上避難海域航行，同日午後3時19分左右，撞及日本X1所有之鹿島港南防波堤，致船體折損，一分為二，而發生全損之海難事故，原告X1遂主張該輪船長A往港外避難的決斷過遲有過失，而且船長A等在操船上亦有過失等原因，基於商法第704條第1項、第690條之規定，對船舶管理業者Y2請求損害賠償，其金額包括防波堤復舊工程之費用等，合計508,995,000元，及自侵權行為之日起至清償時止，依民法所定年息5分之遲延損害金（甲事件）。
同時，定期傭船之原告X2，亦提起先位之訴及備位之訴。在先位之訴，以船長A等操船上之過失以及Y2運航管理業務上的過失為原因，而引法該件事故，致令定期傭船人在該輪內之船舶油喪失，依商法第704條第1項、第690條、及民法第719條第1項前段，對被告Y1（光船承租人）請求所受損害；依民法第709條、第719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Y2（船舶管理業者）賠償所喪失船舶油相當額之損害，共計107,458,667日圓及自侵權行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依民法所定年息5分之遲延損害金。
在備位之訴，被告Y1、Y2等既然知道在該輪上所有船舶油為原告X2（定期傭船人）所有，竟將之出賣，因而X2主張被告等應返還不當得利，其利益金額共16,140,100日圓，並自出賣之日即平成19年（西元2007年）1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民法所定年息5分支給利息（乙事件）。
經法院審理結果，判決如下，即：
第一審：東京地方裁判所於平成25年（西元2013年）6月20日判決（註6）：認定本件事故，係由船長A等操船上的過失所致，而准許原告X1（日本國）對被告Y1（光船承租人）全部的請求（甲事件）以及原告X2（定期傭船人）全部備位的請求。Y1不服，提起上訴。
第二審：東京高等裁判所於平成26年（西元2014年）7月17日判決（註7）：上訴駁回。Y1上訴於第三審。
第三審：最高裁判所於平成27年（西元2015年）3月6日裁定（註8）駁回上訴及上訴不受理。
各審的判決理由以及論斷，至為精彩，對日本商法的修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註】
- 參見楊仁壽，法學方法論，第3版，第264～271頁。
- 同前揭書，第264、265、334頁（註44）。
- 日本新修正之商法，於平成30年（西元2018年）5月25日公布，平成31年（西元2019年）4月1日施行。修正前商法第704條第1項之規定，已改列於第703條第1巷，並酌作修正：「前條規定之船舶承租人，就該船舶利用相關事項，對於第三人有與船舶所有人同一之權利義務。」
- Wüstendörfer, Das Seeschiffahrtsrecht, in Ehrenbergs H. B. Bd. VII Abtig. 2, 1923 S. 290 ff; Pappenheim, Handbuch des Seerechts, Bd. Ⅲ 1918, S. 86ff; RG v. 27 März 1901, RGZ 48. S. 89; RG v. 4 Jan. 1904 RGZ 56, S. 360。
- 大審院民事判例集，7卷8號，519頁。
- 平成21年（ワ）第32795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平成22年（ワ）第6457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刊判例時報1418號305頁。
- 平成25年（ネ）第4290號，各損害賠償請求上訴事件。
- 平成27年（オ）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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