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日本大審院判決的影響力

楊仁壽

定期傭船契約本質上的要素，可以說是「船舶的利用」。定期傭船人有關船舶的利用所作「具體的指示」，只限於商事事項，不及於海技事項，此為定期傭船契約與船舶租賃契約不同之所在。

船舶租賃契約，船長之選任或海員之僱用，均由船舶承租人為之，而且不分固定費用或航海費用，均由其負擔。所謂固定費用，包括船員之薪給、食物及船員僱用與終止之費用、船舶保險費、修繕費等費用。而航海費用，則包括燃料、淡水、貨物之裝卸費用、港埠費用、碼頭使用費、運河通行費、燈塔費、引水費等費用（註1）。

船舶承租人除須向船舶所有人支付「租金」之外，其權利義務，與船舶所有人相同，不論是商事事項或海技事項，船舶承租人對於船長及海員，均具有指揮命令權。一言以蔽之，船舶承租人與船舶所有人有同一之權利義務。其對內關係固如是，對外關係亦復如此。

日本大審院於昭和3年（西元1928年）6月28日就「海祥丸事件」（註2），判決定期傭船契約屬於船舶租賃與勞務供給契約之混合契約，定期傭船人負有與船舶承租人同一之權利義務，定期傭船人對內關係固勿論，即對外關係，亦應由其負責。並由此導出有關再運送契約，沒有適用當時商法612條或稍後修正之商法第759條之餘地。

海祥丸事件的事實，大抵如下：被告Y（太平海運）向訴外船舶所有人A（勝田汽船）之輪船海祥丸，以定期傭船之方式，承傭該輪運送貨物。定期傭船人Y遂以該輪與訴外託運人B締結運送契約，運送100包亞美利加棉，從美國紐約運到日本神戶，結果貨到卸貨港經點檢後少了7包，原告受貨人X（商會）遂對Y（太平海運即定期傭船人）請求損害賠償。定期傭船人Y則主張，其與船舶所有人A間締結傭船契約，有關運送物數量如有不足，應依當時商法第612條（即稍後之商法第759條），由船舶所有人A負責。受貨人X，則認為Y是定期傭船人，為船舶承租人，沒有適用商法第612條之餘地，定期傭除人負有交付貨物之義務。

第一審神戶地方法院判決X商會勝訴，Y定期傭船人不服，上訴到大阪高等法院，該院認同Y定期傭船人的主張，駁回X商會在第一審之訴。最後經受貨人X商會上訴到大審院，該院書面審理結果，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其理由如下：

「按本件原審認定，係由被上訴人（原審上訴人）與訴外人A船舶所有人（勝田汽船公司）間締結傭船契約，以輪船海祥丸運送亞利加棉。由於在傭船契約或charter party的名稱下，通常所締結的契約，其內容未必相同，如不是由船舶所有人與傭船人約定，為傭船人運送貨物，僅限定其為運送契約；而是由船舶所有人為船舶的裝備，出租與承租人，於支付給承租人後，由其選任或僱用船長及其他海員，自行使用於航海，則屬不同之類型。換言之，以傭船契約的名義，締結純粹的船舶的租賃，或者由船舶所有人選任或僱用船長及其他海員，隨著船舶交付承租人，由承租人使用上述的船員供船舶航海之用的情形，即是以傭船契約的名義，構成船舶租賃與勞務供給契約之混合契約。

在此等純粹的租賃或混合契約的場合，使用該船舶，由傭船人占有船舶，以自己之計算，作為航海使用，而與第三人締結運送契約時，應由其自行負擔因運送契約所發生之一切責任，自不能由船舶所有人負擔之責任。再者，於混合契約的情形，船舶所有人適當的配置船員，負有擔保航海之安全的義務，而傭船人則有使用該等船員的權利（通常稱為定時傭船契約者，多半是混合契約），故租賃或混合契約之傭船契約，與運送契約之傭船契約，其性質及效力，自不得不謂截然有異」「商法第612條之規定，僅適用於以船舶之全部或一部所締結運送契約之傭船契約，而本件海祥丸為標的之傭船契約，並無該條之適用。……訴外人勝田汽船公司以其海祥丸為被上訴人運送貨物之旨，依其記載，並非締結運送契約之傭船契約，自難以該契約之資料，據以認定本件傭船契約並非租賃或混合契約。」

該案經發回大阪高等法院後，依「再上訴判決」所見到最後的結論（註3），是於具體的檢討該件契約條款之後，判示傭船人於受船舶的交付，使用該船，端在經營自己的運送事業，因而該件傭船契約之本質，並非商法所定之傭船契約，而是船舶租賃與勞務供給契約之混合契約。

換言之，定期傭船人有關締結運送契約之案件，依大審院的看法，唯有定期傭船契約，才是船舶租賃與勞務供給之混合契約，如果定期傭船人再與第三人所締結的運送契約，則是另一種單純的運送契約，2者有別。而且規定關於再運送契約之商法612條（即平成30年商法修改前之759條），其主運送契約，僅於運送契約之傭船契約始有其適用，若係定期傭船契約，則無適用之餘地。

之後昭和10年（西元1935年）、昭和12年（西元1937年）大都據此而判示，認為定期傭船契約是船舶租賃與勞務供給之混合契約，迭經再確認的結果，下級審法院亦迭以此為據。

例如在昭和10年（西元1935年）「第13共同丸事件」（註4），被告船舶所有人（荻布海商）將其所有之輪船「第13共同丸」，以定期傭船的方式出傭給A，A再與訴外B締結除傭船費之外，同一內容的再傭船契約。原告X（北日本林業）自新瀉港至芝浦之木材，委託第13共同丸運送，並收受了載貨證券，由於船長對所託運的木材，不依規定處置，致木材全部滅失，於是向被告Y，依商法第612條（後改為759條）之規定：「以船舶之全部或一部為運送契約之標的者，傭船人更與第三人訂立運送契約時，其契約之履行，以屬於船長職務範圍內者，僅由船舶所有人對於第三人負履行之責。但不妨行使第690條所定權利（按但書指船舶所有人之委付權力而言）。」

第二審東京高等法院（註5）於檢討契約條款後。以該件「定期傭船契約」是船舶租賃與勞務供給契約之混合契約，不是「運送契約」之傭船契約為理由，駁回原告X之請求。X更以本件載貨證券係由船長所簽發，船長本即有為船舶所有人發給載貨證券的權限，因而力主船舶所有人應負損害賠償，上訴到大審院。大審院審理結果，仍駁回其上訴。其理由如下：

「儘管如此，船舶承租人以商行為為標的，將其船舶供航海之用時，關於其利用之事項，對於第三人負有與船舶所有人同一之權利義務，因有商法第557條第1項之規定，故以運送為目的，將承租之船舶，供船舶航海之用的場合，船長因託運人之請求，發給載貨證券時，船舶承租人作為運送人，應負有依該載貨證券之一切權利義務，船舶所有人對託運人不應負有任何責任，毋庸贅言。要之，依本件原審確定之事實，被上訴人（被控訴人、被告）將其所有之第13共同丸，出租給訴外股份有限公司杉村船舶，經該公司又適法的轉租給B，則以該船舶供運送為目的，而供航海之用的上訴人（控訴人、原告），接受本件木材之運送，船長石井八郎在其權限內，對為託運人之上訴人交付其所作成之本件載貨證券，並基於該載貨證券，而為貨物之交付，僅應由船舶承租人而為貨物運送人之B，應負其責，而非由船舶所有人負其責任，此乃自明之理」等語。

細按其理由，乃係依昭和3年（西元1928年）大審院的判決，認為定期傭船契約是船舶租賃與勞務供給契約之混合契約，沒有當時商法第612條（修正前商法第759條）之適用為其前提後，再行論斷應由何人負擔載貨證券上之責任。

原告X本來認為船長有為船舶所有人簽發載貨證券的權限，然是否締結具有船舶租賃性質之傭船契約，從外部觀察，並不容易獲知，一般而言，毋寧單以船舶為目標，將委託運送之船舶，係由何人傭船，較無特別的顧慮，才合乎實情，以此為理由，賦予船舶所有人在載貨證券上之責任為基礎，似較妥當。

然本件判決意旨，以當時商法第557條第1項（修正前商法第704條第1項）為根據，判示船舶承租人具有載貨證券上之一切權利義務，船舶所有人對於託運人不負責任。可是該判決卻沒有檢討船長在載貨證券上簽名權限的問題，而且也沒針對原告所提「外觀信賴保護」的問題，予以討論。其所揭示的根據，不能不說仍停留在極端形式的推論。

在此之後，大審院類似的判決，諸如昭和12年（西元1937年）11月4日「香洋丸」（註6）大致仿此。然而在昭和11年（西元1936年）9月1日大審院判決（註7）及昭和17年（西元1942年）8月18日大審院判決（註8），對此一見解則已略為鬆動，對定期傭船契約在法律上的性質，有開始檢討的跡象，但亦僅此而已。日本下級審法院仍不為所動，照樣奉昭和3年海祥丸事件大審院判決的見解為圭臬，可見其影響力之久遠。

【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