傭船契約物權的效力

楊仁壽

我國海商法第41條規定：「以船舶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之契約，不因船舶所有權之移轉而受影響」，係針對「傭船契約」而設，與「轉租」係屬不同之概念，二者不宜混為一談。

傭船契約與件貨運送契約的重要區別之一，係傭船契約允許傭船人於與船舶所有人（包括船舶承租人）訂約後，可以再與第三人訂「再運送契約」，亦即允許傭船人「轉租」，而於件貨運送契約之託運人則否（註一）。

至於海商法第41條之規定，傭船契約「不因船舶所有權之移轉而受影響」，則在宣示傭船契約之物權的效力，此際傭船契約仍然存續（註二）。本來傭船契約，係船舶所有人（運送人）與傭船人間之債權關係，當船舶所有人將該船舶轉讓他人時，傭船人不能以債權契約來對抗船舶受讓人，而主張其與船舶受讓人間有傭船契約存在，所以海商法特設第41條之規定，「不因船舶所有權之移轉而受影響」，以資因應。

再者，若無此條之規定，傭船契約本係以「特定」船舶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為目的之契約，於船舶所有人轉讓船舶時，該船舶所有人已無從再履行其所訂傭船契約，充其量，傭船人對原船舶所有人僅得根據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而已。此對傭船人而言，其不僅立於顯著不安的地位，且須時慮原船舶所有人是否處分其船舶，而有被牽制之虞，非常不妥。

基於以上的原因，海商法特設第41條之規定，賦予傭船契約一種物權的效力，以資因應。有此條之規定後，傭船契約將不因船舶所有權之移轉而受影響，船舶受讓人於訂定買賣契約等船舶受讓契約時，不能無視傭船契約的存在，其必須負擔依照該契約所訂的條件履行義務。

果係如此，海商法第41條僅規定，傭船契約不因船舶所有權之移轉而受影響，傭船人對於受讓之新船舶所有人主張彼此之間有傭船契約存在，然對讓與船舶之舊船舶所有人，究處於何種關係，不無疑義。

關於此點，設有類似規定之荷蘭海商法第456條，雖另規定出賣船舶之舊船主與買受船舶之新船主，應有共同「尊重」該傭船契約之義務（註三）。然所謂「尊重」不過是一種宣示的「形式」規定而已，有規定等於無規定。舊船舶所有人已因船舶所有權之移轉，而脫離該傭船契約，不能再提供該船舶了，因此應解為此際僅由受讓的新船舶所有人負擔傭船契約上的責任。惟為保護傭船人之權益，如果受讓船舶之新船舶所有人不履行其義務時，讓與船舶之舊船舶所有人，因讓與船舶導致新船舶所有人不履行其義務，對傭船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方始適當。

海商法第41條之所以賦予傭船契約以「物權的效力」，端在保護傭船人。然該條未設公示傭船契約存在的方法，只賦予「物權的效力」，仍有未盡妥切之處。但如依我國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在民國88年4月21日修正以前，並無「承租人占有中」之句，其修正理由稱：「一、司法院35年院解字第3073號解釋要旨稱：『租賃物經出租人交付承租人後，即為承租人所占有，出租人如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不致因租賃契約於受讓後繼續存在，而受不測之損害。民法第425條，係基於承租人受交付後，必占有租賃物之普通情形而為規定。若出租人於承租人中止租賃物之占有後，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則第三人無從知有租賃契約之存在，絕無使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之理』。為期明確，爰於第1項增列『承租人占有中』等文字，使買賣不破租賃之規定，僅適用於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之情形，以保護第三人之權益」。

此外，民法第425條並增列第2項規定：「前項規定，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5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其稱列的理由亦稱：「二、本條第1項規定買賣不破租賃原則，具有債權物權化之效力，在長期或未定期限之租賃契約，其於當事人之權義關係影響甚鉅，宜付公證，以求其權利義務內容合法明確，且可防免實務上常見之弊端，即債務人於受強制執行時，與第三人虛偽訂立長期或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以妨礙債權人之強制執行（目前因有土地法第100條及第103條之規定，民法第425條第2項於出租人幾無適用之餘地），俾杜爭議而減訟源。故明定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5年或未定期限者，排除買賣不破租賃原則，而不適用第1項之規定，爰增訂第2項」。

我之所以不厭其詳將民法第425條有關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之立法及其增修的理由，予以介紹，乃傭船契約的性質，與租賃契約非常接近，而且其效力之強尤有過之，海商法既然賦予傭船契約物權的效力，如對傭船契約效力，缺乏公示的方法，不但易起糾紛，且對受讓船舶之新船舶所有人不公孰甚。

何以言之，民法上的租賃契約，依民法第425條規定，不過使債權物權代而已，即使是船舶「租賃權」設有登記制度，依船舶登記法第4條規定：「船舶應行登記之事項，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所謂船舶應行登記之事，依同法第3條規定，包括船舶租賃權在內。而傭船契約，依海商法第41條規定，「不因船舶所有權之移轉而受影響」，賦予此具有「物權的效力」，傭船契約當然存在於受讓船舶之「新船舶所有人」與傭船人間，所以傭船契約之效力，強過「租賃權」。

良以船舶所有權之移轉，有時或於航海中為之，如使傭船契約而受船舶所有權移轉之影響，不僅傭船人（託運人）對於貨物之裝卸，即受讓船舶之新船舶所有人有時也會遭受意外之損失（註四）。於當事人雙方之利益，並未加保護。

再者，海商法僅云以船舶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之契約，不因船舶所有權而受影響，不以件貨之運送為目的之契約不因船舶所有權而受影響者，蓋以件貨運送，每人託運為數不多，即使受船舶所有權移轉之影響，而中途換船，亦無不便（註五）。

日本商法並無類似我國海商法第41條之規定，或認為傭船契約注重船舶之個性，因船舶之讓與，使傭船契約當然失其效力。此就讓與船舶之舊船舶所有人而言，可基於傭船契約之不履行，對傭船人負損害賠償義務；而受讓船舶之新船舶所有人，除非願承擔債務，否則亦不令負有運送義務，乃理所當然。

因之，日本商法第687條規定：「船舶所有權移轉，非經登記並記載於船舶國籍證書，不得對抗第三人」，採較「弱」的對抗效力；並於第688條另設規定：「航海中船舶所有權之讓與，如無特約，其因航海所生之損益，歸受讓人」。第687條規定外部關係，第688條規定船舶讓與雙方當事人之內部關係。至於傭船人與受讓船舶之新船舶所有人的關係則未設規定。

兩相比較，我國海商法偏於保護傭船人。而對於受讓船舶之新船舶所有人，則委諸船舶登記法第4條之規定，此部分與日本商法大致相同。我國海商法雖重在保護傭船人，但未設何等的形式，沒有公示方法，恐怕於海商法修正時要多費神傷腦筋吧！

【註】

1. 參見楊仁壽，最新海商法論，第四版，第207頁。
2. 參見鈴木竹雄與石井照久合著，中華民國海商法，下卷，第19頁。
3. 同前註，第20頁。
4. 參見王效文，中國海商法（民國19年8月出版），第132頁。
5. 同前註，第1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