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仁壽
違反定期傭船契約所定條款，究竟是違反「條件」（conditions），抑或違反「擔保」（warranties），甚至或違反了「中間的義務」（intermediate obligations），或者「無名的義務」（innominate obligations），其效果均有不同，本欄已多期就此介紹，不再贅述。
這在英國法或美國法，都是一件相當重要的課題，若對之不甚了了，就很難掌握到定期傭船契約的骨髓。這是定期傭船契約的進門階，對之如瞭若指掌，則一旦發生了情況，船舶所有人與定期傭船人就會知道自己權利義務之何在，對自己的「進、退、行、止」，自能做到「恰如其分」的地步，也就是究竟果敢的解除契約，或者請求損害賠償，甚或兼及此二者，心裡就不會失去「分寸」，這樣才不致臨事慌亂。
當然，船舶所有人或是定期傭船人，都是旨在以「船舶」賺取財富。法律上的事，非其所長。遇到了法律上的糾紛，大都交付律師解決，絕少親自參與。但是若對此事關「營運」的動向，置若罔聞，甚或諱莫如深，恐怕到末了不免任人宰割，恐怕非其所樂見。
至少，對其本身或對方違反了契約條款，其後果如何，約略知道，才不致臨事慌張，甚或手足無措，唯其如此，才不會讓損害不斷地擴大。至於聽取律師的意見後，能夠立即掌握情況，作了最佳的判斷，那又屬於另一層次的問題。唯有這樣，才能消災解厄。
其實，船舶所有人或定期傭船人對法律上的事項，也不必鉅細靡遺，都要掌握得一清二楚，只要知道個梗概就可以了，畢竟他的本業，並不在此，只要他於聽取公司內法務人員或所聘律師的報告後，能夠馬上進入情況，就已足夠。
我從前有個同事，退休後進入台塑企業，當了法務主任，每月領取高薪，每年又可領到了一筆不小的紅包，羨煞了不少朋友。可是，每次碰到他，卻發覺他頭髮漸稀，鬚鬢盡白，好像老了特別快。問何以致此，他卻苦笑說：「要當王永慶董事長的幹部，並非易事。他與客戶簽約，都要求幹部字斟句酌，事先詳細研究，才能定案。可是事後如發生了糾紛涉訟，卻不能打了敗仗。他的口頭禪是：當初簽約時，不是要你研究清楚了嗎，怎麼還會發生糾紛？怎麼吃了敗仗？理由何在，寫報告給我瞭解！」我這位老同事每日覺得壓力太大。最後認為「保命」要緊，於是就掛冠求去了。
王董事長雖然不懂法律，但這一招，卻讓他生前把台塑企業搞得「虎虎生風」，立下「長勝」之局。猜想他對法務如此，對其他部門的要求，應亦如此。他不盡然了解法律，但卻能提綱契領，把握竅門，豈不令人敬佩！
話說回來，在定期傭船契約方面，若知道違反了「契約條款」，何者違反了「條件」，和者違反「擔保」，何者違反「中間的義務」或「無名的義務」，其違反的效果各如何。這就夠了，經營者不必知道太多，他就能籠罩全局，不致為他人所愚了。
話雖如此，上述所寫的，只是一般的原則而已，即使同為英國法，也不盡然相同。例如在1980年Photo Production Ltd. Securicor Transport Ltd.一案上議院的判決（註1）及1981年Bunge Corporation v. Tradax Export S. A.一案上議院的判決（註2），與Hongkong Fir Shipping Co. Ltd. v. Kawasaki K. K.一案（註3）及Cehave N. V. v. Bremer Handelsgesellschaft m. b. H.（註4）等案判決之見解，就稍異其旨趣了。但儘管如此，仍不礙經營者掌握全局，畢竟法院判決的事，又不是上帝，誰能掌握得分毫不差。何況，具體的個案，案情千差萬別，亦難期其定於一，這是法律事件的常態，毫不足怪。
以拿破崙法典為例。法國大革命後，編纂法典成為法國要務之一，拿破崙渴望制定一部能涵蓋萬象，用詞淺近易懂，人人可以憑自己的理性去了解、認知的法典問世。人們隨時可將之置於身邊，摩娑玩味；亦可以透過個別的法律規定，推斷出支配整個法律的原理，更可依憑支配整個法律的原理，演繹到各個法律規定。
就這樣的理念，舉全國法學者之力，終於訂出了1804年聞名的拿破崙法典。這部法典可以說在法學者所抱懷自然法思想，以及人類可憑其理性之下，終於完成了（註5）。可是結果如何呢？時隔未久，拿破崙法典的註釋書出現了，拿破崙遂大嘆：「朕之法典報銷了！」他所期待的理想破滅了。因為有註釋書，代表法律概念爭議之處，仍然不少。
拿破崙之所以作此嘆息，他原先基於以下的構想：①認為只要法典清晰、完整而統一、任何註釋書都屬多餘；②萬一法典淪為學者挑剔的對象，其所期盼成為法國公民通行有效的唯一書籍，將告喪失；③希望此一法典超過一切。
因之，拿破崙一心一意，舉全國之力，制定此一完美的法典，只希望法學者歌頌：「我不知道何謂民法，只知道有拿破崙法典！」（註6）。結果他失敗了，因為事實千變萬化，法條有限，欲以有限的法條，能涵蓋無限的事實，根本不可能的是。以此興訟，法院也不能一成不變地適用有限的法條，其結果不免因角度之不同，而生差異，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並不足怪。
同理，在英國法下法院判決有如此些微的差距，同為英美法系下美國法院所作判決，與英國法院間，不盡然採取同一見解，也就不足令人驚異了。反而，兩國間法院的見解，不期然而採同樣的見解，才會令人驚異！
無可諱言，美國法院對於定期傭船契約「契約條款」的效力，雖亦區別「條件」與「擔保」，而異其效果。但如與英國法院所採見解相較，其區別並不如英國那樣的嚴格，甚或採更為寬廣的概念，Vandeventer教授在其大著Analysis of Basic Provisions of Voyage and Time Charter Parties一書中（註7），就英、美法院對定期傭船人或船舶所有人違反「契約條款」的效力，作了對比，也不免慨嘆：「在定期傭船契約中，『條件』與『擔保』之用語，並沒那麼精準」、「英國法與美國法不同，更易助長混亂」，雖不無見地，但此乃事實不盡相同所使然。一國各法院之間，甚至同一法院各審判庭之間，都難期盡同，何況在兩國之間，怎麼能期其一致呢？只要見解不要南轅北轍，縮短差距，那就夠了。
Vandeventer教授就英國法與美國法間之差距，引用了Aaby v. States Marine Corp.一案（註8）的判決意旨指出：「在美國一般所謂擔保，係指保證特定事實為真實而言。因之，如果船舶所有人擔保特定的狀況存在時，船舶所有人即應受到該狀況的存在所拘束，而定期傭船人的義務，卻常常將這樣的狀況的存在賦予條件。如根據這一定義，違反擔保的情形，往往承認損害賠償的同時，亦取得取消契約（解除）契約的機會。可是依照英國的先例，時而將擔保解為條件，時而解為僅作為損害賠償的請求，而使之受到拘束，不負令人束手無策」等語，因而為之感嘆不已連連。
Vandeventer教授雖然指出前述用語的混亂，但卻也說出一項基本的原則，亦即契約的解除權，僅於違反契約上的義務，而其程度苟足使定期傭船契約消滅的重大情形，即得為之。換言之，英美法院有一共通點，認為定期傭船契約得否解除，均採用「重大性的試驗」（test of materiality）（註9）的見解。
換言之，定期傭船契約的事實與表示，若有不一致的情形，於解釋兩國的判例時，與其著眼於各個契約的表示及條款之用語，毋寧考察各個契約之表示及條款用語的重大性、違反的時期以及對傭船人所生之影響，更為貼切。
【註】
- (1980) 1 Lloyd’s Rep. 545。
- (1981) 2 Lloyd’s Rep. 1, Gafta 119。
- (1961) 2 Lloyd’s Rep. 478。
- (1975) 2 Lloyd’s Rep. 445。
- 參見楊仁壽，法學方法論，第3版，第95頁。
- 同前註，第166頁。
- 49 Tul. Rev. 806 (1975)。
- (The Tento) SoF. Supp. 329 (S. D. N. Y.) (1948) aff’d 181 F.2d 383; (1950) A.M.C. 947 (2d Cir.)。
- 同註7，第8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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