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件、擔保及中間的義務

楊仁壽

關於定期傭船契約條款中，何者是「條件」（conditions），何者是「擔保」（warranties），何者是「中間的義務」（intermediate obligations），其區別關係到契約能否解除，或僅得請求損害賠償。在英美實務上，一直視為極為棘手的課題。

Michael Wilford等位教授（註一），作為極為關鍵的說明：認為違反非常重要的義務，亦即違反「條件」（conditions）的情形，縱令其違反僅屬輕微的義務，善意的相對人在原則上仍得以解決契約予以處理（If a very important obligations, a “condition”, is broken, the innocent party may in principle treat the contract as discharged, even if the breach is slight）。反之，並非具有太重要的意義，亦即違反「擔保」（warranty）的情形，善意的相對人，亦不能將契約解除，以為對待，僅能請求損害賠償（Conversely, if an unimportant obligation a “warranty”, is broken, the innocent party may not treat the contract as discharged, and may only sue for damages）。而處於這兩極之間的，則是「中間的義務」（intermediate obligations），其重要性的程度，因各個情形而異（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lie “intermediate obligations”, which are of varying importance）。違反中間的義務之情形，其結果恆因違反的性質及輕重而左右，善意的相對人，僅得就特定違反的結果，達到「搖動到契約的根本」程度而為重大的情形，始得將契約作為解除來對待（If an intermediate obligation is broken, the consequences depend on the nature and gravity of the breach and that innocent party will be able to treat the contract as discharged only where the consequence of the particular breach is so serious as to““go to the root of the contract”）。

以此來看船舶所有人違反船舶的適航能力，究竟是「條件」，善意的相對人（定期傭船人）可以解除契約呢？抑或是「擔保」，定期傭船人僅得請求損害賠償呢？甚至僅「違反中間的義務」，必視船舶所有人違反的程度，已「動搖到契約的根本」，定期傭船人始可解除契約，否則僅得請求損害賠償呢？

經略查英國在The Hong Kong Fir一案（註二）上訴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的判決以前，在通例上認為一切契約上的義務，都只作「條件」或「擔保」的分類，（Before the Court of Appeal decision in The Hong Kong Fir <(1961) 2 Lloyd’s Rep. 478> it had been usual to accept the classification of all contractual obligation as either conditions or warranties）。到了該案經上訴法院的判決後，讓人始認識到「中間的義務」存在（The judgments of the Court of Appeal in that case drew attention to the existence of  “intermediate obligation”）。該院反對依所違反的條款分類，而應將重點放在違反的結果（The court placed emphasis up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breach as opposed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erm broken）。這種觀點，其後被普遍採用，到了現在，已從擔保約款中的部分約款，抽出分類。然這種分類，是否於今後的辨別有益，則存有疑點（This approach has since been developed to a point at which it may now be doubted whether the classification of terms as warranties is any longer useful）（註三）。

由上可知，The Hong Kong Fir只強調違反的結果（Emphasis on consequence of breach），然其後的判決，並沒有完全遵從，仍多存疑。例如於該判決之後，The Mihalis Angelos（註四）及The Hansa Nord（註五）等案，都認為只強調違反的結果，萬事都為違反的重大性所左右，如其間介入不確定的要素，易引起爭論。換言之，將契約條款的效力，經由「中間的義務」的觀念，認為只一味強調違反的結果，以具有侵害之重大性為要素這種想法，不免會使向來傳統上有關「條件」與「擔保」的區別，變成無意義的危險，同時亦會使解除契約存否的判斷，變動不居，反而招來法的不安定。

最後，經上議院（House of Lords）接連兩個判決，稍加修正後，才把這種局勢約略扭轉一些。在1980年Photo Production Ltd. v. Securicor Transport Ltd.一案（註六），警備公司的警備員在服勤務當中，對工廠放火，是否已構成契約根本的違反？Lord Diplock 認為當事人一方違反契約，苟已完全剝奪他方所給契約上的恩惠，或者其約定不論是明示或默示，不問契約當事人違反契約是否具有重大性，只要其不履性特定的義務，其契約即得解除。

而在1981年Bunge Corporation v. Tradax Export S. A一案（註七），對於大豆的買賣，其貿易條件採FOB方式，違反期限條款（time clause）。Lord Wilberforce認為期限條款係商業契約的條件（condition），此時用上了「根本上的違反」，並不妥適。

就美國而言，該國法院對於定期傭船契約條款的效力，雖亦區別「條件」與「擔保」（註八），但與英國法院相較，其就二者的區別，比較寬鬆。甚或採更廣的概念來解決。

Vandeventer指出：「在傭船契約，擔保與條件之用語，並不明確」「英國法與美國法不同，更易助長適用上的混亂」（註九）。

Vandeventer針對英國法與美國法相異之點，引用Aaby v. States Marine Corp.一案之判決，指出：「在美國一般所謂擔保（warranty），係指保證特定事實為真實而言。因之，船舶所有人如擔保特定的狀況存在時，船舶所有人即應受到該狀況存在之拘束，而傭船人之義務則將這樣的狀況存在賦予條件。如根據這一一定義，違反擔保之情形，往往於承認損害賠償之同時，亦得取消契約。可是依英國之先例，時而將擔保解為條件，時而解為僅作為損害賠償之請求原因，而使之受到拘束等語」（註十），作為其論斷之根據。

Vandeventer雖然指出前述用語之混亂，但卻說明一項基本原則，即契約之解除權，僅於違反契約上之義務，而其程度足以使傭船契約目的消滅之重大情形，即得為契約之解除。換言之，英、美法院解為定期傭船契約是否能夠解除，最重要的是，均採用「重大的試驗」（test of materiality）（註十一）的見解。

Wilford亦認為定期傭船契約之事實與表示若有不一致的情形，「於解釋美國判例時，與其著眼於各個契約之表示及條款之用語，毋䀄考察其內在於各個契約之表示及條款之用語之重要性、違反發生之時期以及對定期傭船人之結果等，更為有利」云云，亦頗令人注目（註十二）。

事實上，在契約條款中，當事人於訂定時，除有特別的意思外，鮮少明訂在何種情況下為「條件」，在何種情況下為「擔保」，至於「中間的義務」，更未曾設想到。因之，於各個定期傭船契約中，所作用語的重要性就不能等閒視之了。Wilford所云，法院於判斷時，應著眼於考察內在於各個契約（定期傭船契約格式，當事人於訂定時，經增刪簽定時，始屬契約）所作表示及用語之重要性、違反發生之時期以及所發生的結果等因素，綜合判斷，才能決定。當然，如船舶所有人與定期傭船人於訂約時，特別表明何者為條件，已構成契約成立之原因，更不容忽略。

例如1979年英國動產買賣法（Sale of Goods Act 1979）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定之本身，已明確規定何者為「條件」，何者為「擔保」，自不容事後再另生枝節。因之，法院所擬探求者，自以契約別無規定，或欠缺明確規定者為限，始可依各條款所顯示當事人的意思與整體契約的關連，作為個別判斷的準繩。

【註】

1. see Michael Wilford, Terence Coghlin, Nicholas. J. Healy Jr. Time Charter, p. 23。
2. Hong Kong Fir Shipping Co. Ltd. v. Kawasaki Kisen Kaisha (1961) 2 Lloyd’s Rep. 478。
3. Michael Wilford, op. cit. p. 16。
4. Maredelanto Cia.  Nav. v. Bergbauhandel G. m. b. H (1970) 2 Lloyd’s Rep. 43。
5. Cehave N.V. v. Bremer Handels Gesellschaft m. b. H (1975) 2 Lloyd’s Rep. 445。
6. (1980) 1 Lloyd’s Rep. 545。
7. (1981) 2 Lloyd’s Rep. 1 GAFTA 119。
8. Wilford, op. cit. p. 49。
9. Vandeventer, Analysis of Basic Provisions of Vayage and Time Charter Parties, 49 Tul. Rev. 806 (1975)。
10. The Tento, 80F, Supp, 329 S. D. N. Y (1948), affd 181 F. 2d 383, 1950 A. M. C. 947 (2d. Cir 1950) cert. denied 340 U. S. 829 (1850)。
11. Vandevetor, op. cit. p. 830。
12. Wilford, op. cit. p.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