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期傭船契約在法律上的性質

楊仁壽

 

定期傭船契約之法律上的性質，我國最高法院的民事判決，一向與船舶租賃契約混為一談，例如84年台上字第1641號判決指出：「定期傭船契約，係船舶所有人於一定期間，將船舶連同船長及海員一併包租予定期傭船者，船長及海員並須聽從定期傭船者之指示。在此期間，船舶所有人對於船長並無指揮監權，並非船長、海員之實質僱用人，自不負（舊）海商法第106條（現行海商法第62條）、（舊）第107條（現行海商法第63條）之注意義務。賴克德公司（船舶所有人）對於系爭運送物之貨損，即無須負賠償之責任。」等語，即其一例。

實則，在定期傭船期間，船長及海員仍為船舶所有人之受僱人，為船舶所有人輔助占有船舶，船舶仍在船舶所有人占有中，有關船舶的運航，船舶所有人仍須負注意之義務。只是船舶所有人之船舶，及其所僱用之船長及海員，必須供定期傭船人「利用」而已，因運航所生的責任，船舶所有人仍須負責。至於定期傭船人在商業上的營運，則由定期傭船人依契約行之，如貨物發生毀損滅失時，原則上應由定期傭船人負責。換言之，海商法第62條所規定之注意義務，在於船舶所有人；而第63條所規定貨物處理義務，則應由定期傭船人負責。這才是定期傭船契約所規定旨趣。

在英美法，定期傭船契約與相當於船舶租賃契約之demise charter或光船租賃契約之bareboat charterparty，嚴格分得一清二楚。在定期傭船契約的場合，船長及海員之選任及解僱乃至支配，均僅止於船舶所有人而已，其所有之船舶及所僱用之船長及海員，在商業的營運，則依約應聽從定期傭船人之指示。如果定期傭船人對船長或海員不聽從指示，或對於彼等行為不滿意時，即得本於定期傭船契約中之利用約款及不滿約款（employment clause and mis-conduct clause），要求船舶所有人換人，船舶所有人應即調查事實，如果認為定期傭船人的要求正當時，應即予撤換（註1）。

然而在早期之德國商法及日本商法卻有不同的看法。德國在20世紀初期，幾乎都依照Wüstendörfer及Pappenheim等位教授的見解，將定期傭船契約解為是船舶租賃契約與勞務供給之混合契約，雖然都認為船長與定期傭船人之間，並不存在僱傭契約關係，但須全面聽從定期傭船人之指示，亦即定期傭船人對於船舶有事實上的支配權。這種見解，可以說對德國的判例及學說，影響至為深遠。

可是德國在戰後，依BGH v. 26 Nov. 1956, BGHZ 22, 197判例，基於多伊定期傭船契約格式（Deuzeit），明確的判示定期傭船契約不適用或類推適用關於船舶艤裝（Ausrüster）之規定。而在學說上，Riensberg、Necker、Würdinger以及Argyriadis等位教授，乃至最近之J. Frommelt等亦翕然從風，咸認定期傭船契約，不過是作為運送契約之Raumfrachtvertrag之一種形態而已。這種見解，在德國學界儼然已成為壓倒式學說。

包含Employment-Klausel在內之定期傭船契約，船舶所有人透過船長，對船舶繼續保持占有、定期傭船人對船長及海員等，只有受到限制的指示權而已，並不是畀以其全面地利用船舶、以及即使在定期傭船契約，定期傭船人對於裝載於船舶上的貨物，以運送到其所指定的港口之點，與航程傭船契約並無不同等3種特徵作為其根據，在國際上關於定期傭船契約，在法律上的解釋，不但已漸趨於統一，而且在事實上亦確有其必要性。

但在德國卻也非全然類似Schaps-Abraham及PrüBmann-Rube等應依定期傭船契約的利用實際狀態及契約內容予以處理，並非全無異說。例如Schlegelberger-Liesecke教授即提出批判，認為基於同一的契約格式，將之解為是「運送契約」，或是「船舶租賃契約」等情形，頗有礙於法的安定性，仍有被詬病之處。

至於在日本在戰後，依然仍固執地維持德國戰前的判例及學說，採納所謂定期傭船契約是船舶租賃契約與勞務供給之混合契約，不免受到學者民的責難。例如由石井照久所提倡，並由谷川久教授發展而出的，將定期傭船契約解為企業的租賃或是海上企業組織之有機的租賃，一時之間，亦曾成為日本的通說（註2）。

事實上，日本在昭和3年（1928年）大審院判決採船舶租賃契約與勞務供給之混合契約以來，不論在戰前及戰後，對日本實務及學界，均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水口吉藏並以下2點加以解說，即①在定期傭船契約下，契約的目的，並非由船舶所有人承擔貨物的運送，而是使定期傭船人就船舶全部加以利用，運送貨物，②船長及海員，雖然不是由定期傭船人所選任及僱用，但關於船舶之航海、裝貨及其他必要的事項，都應依定期傭船人或其代理人之指示，所以定期傭船契約並不是運送契約，而是船舶租賃與勞務供給契約之混合契約（註3）。

可是對水口吉藏如是的觀點，即使在德國戰後，Würdinger雖然對定期傭船契約以運送貨物為目的這樣的事實，卻予以較低的評價，並大加批判（註4）。而且Argyriadis也認為即使在定期傭船的場合，船舶所有人仍然是船長的僱用人，船長為船舶所有人之履行輔助者的身分，仍然不變，與所謂勞務供給，對定期傭船人而言，仍不具有若何之關係（註5）。

基於以上理由，從英美法及德國法的現狀來加以考察，不論在海運實務，或從國際上法解釋的統一，採所謂船舶租賃與勞務供給契約之混合契約，有害無益，殊欠合理性，因此，日本學者開始檢討，普遍認為對定期傭船契約在法律上的性質，似乎應改弦更張了。

但日本學者就此的探討，大多偏向理論上去議論定期傭船契約在法律上的性質為何，應依何意義予以解釋（註6），並無補於實際上法律問題的解決。事實上定期傭船契約經常發生問題的，就是定期傭船契約在實踐上「對外責任關係」應如何處理，才符合當事人訂約的目的。

更具體的說，關於船舶承租人在舊商法（平成30年，即西元2018年修改以前）第704條第1項規定：「船舶承租人以商行為為目的，將該船舶供航海之用者，就其利用有關事項，對第三人有與船舶所有人同一之權利義務。」以及關於再運送契約之第759條規定：「以船舶之全部或一部為運送契約之標的者，傭船人更與第三人訂立運送契約時，其契約之履行，以屬於船長職務範圍內者，僅由船舶所有人對於第三人負履行之責。但不妨行使第690條所定權利」，於定期傭船契約是否有適用之餘地？

日本落合誠一首先發現問題之所在（註7），如其所指，關於定期傭船人之碰撞責任的問題，與其就定期傭船契約之法律上的性質作抽象的探究，毋寧應直截了當地就定期傭船契約對外責任關係如何的處理，具體地對於個案充分的檢討即可，沒有必要從定期傭船契約之法律上的性質作演繹地解釋，以導出其結論。

關於這一點，德國帝國最高法院的判例，儘管將定期傭船契約解為是船舶租賃與勞務供給契約之混合契約，但在原則上也沒有肯定可以適用或類推適用HGB第510條。而在學說上，Wüstendörfer及Pappenheim雖然持類推適用HGB第510條的見解（註8）；但Janssen卻持應適用船舶租賃契約的立場（註9）；Lorenz-Meyer則認為應類推適用運送契約的規定（註10）；Schaps-Abraham及PrüBmann-Rube則主張將之類型化（註11）；而Lüders及Willner則力主應區別海技事項與商事事項的觀點（註12），可謂同中有異，甚至導致正相反對的結論，亦即定期傭船契約在實踐方面，亦未必能發揮實質上的機能。

 

 

【註】

 

1. 參見楊仁壽，最新海商法論，第4版，第100頁。
2. 參見楊仁壽前揭書，第104、105頁。谷川久「定期傭船契約の法的構成（二）」，法協72卷6號618頁。總合判例研究叢書商法（1）32頁以下。昭和10年（1935年）9月4日民集14卷16号1495頁，大判昭和12年（1937年）11月4日大判全集4輯1046頁。
3. 水口吉藏，「定期傭船契約論（二）」，法律論叢7卷5號，4、6頁。
4. Würdinger, Zur Rechtsnatur der Zeitcharter, MDR 1957, S. 257ff。
5. Argyriadis, Das Problem der Zeitcharter, MDR S. 728 ff。
6. 楊仁壽前揭書，第101～105頁。
7. 落合誠一，「定期傭船者と衝突責任（フルムーン事件）」，商法（保險．海商）判例百選，218頁。
8. Wüstendörfer, Das Seeschiffahrtsrecht, in Ehrenbergs H.B. des gesamten Handelsrechts, Bd. Ⅶ, Abdg 2 Leipzig 1923 S. 290ff; Pappenhein, Handbuch des Seerechts, Bd. Ⅲ, München und Leipzig 1918 S. 96ff。
9. Janssen, Die Zeitcharter Leipzig 1923, S. 28ff。
10. Lorenz-Meyer, Reeder und Charterer-Rechtsnatur der Zeitcharter und Haftung der Zeitcharters gegenüber Dritten, Hamburg 1961, S. 106。
11. Schaps-Abraham, Das Seerech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4 Auff., 1978, Vor 556 Rdn, 17; PrüBmann-Rube, Seehundelsrecht, 2 Auff, 1983, Anm. Zum § 556 B 3。
12. Lüders, Gedanken zum Zeitcharter und Reederproblem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Novelle vom 10. 8. 1937; Diss Hamburg, 1939 S. 53ff; Willner, Die Zeitcharter, Vertrag und Rechtsstellung der Vertragspartein, dargestells auf der Grundlage der Baltime Charter, Hamburg 1953, S. 43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