併入傭船契約中契約條款的效力

楊仁壽

 

船舶所有人為了防止隨著載貨證券的簽發，負擔比定期傭船契約所定更重的義務，帶來了不測的危險，都預先在傭船契約中規定，載貨證券「不可害及傭船契約」（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charterparty），而加以簽訂。

實際上，在定期傭船契約中，雖有類似的文句，在船舶所有人與定期傭船人間固然可能發生責任的問題，但對載貨證券持有人而言，則不會發生任何的效果（註1）。比這更具有實效性的策略，則是在載貨證券中併入定期傭船契約的條款。事實上，在定期傭船契約下所發行的載貨證券，插入「併入條款」（incorporation clause）的情形，所在多有。

在其中不免會衍生若干的問題，諸如由於載貨證券併入條款，其內容與傭船契約中之如何的條款，才能會發生的效力併入呢？亦即這樣的條款，在如何的範圍內，才能夠併入傭船契約條款，而成為其中之一部份？又所併入傭船契約的條款，在載貨證券中所構成的意義，與其中其他的規定是否不能欠缺整合性呢？如果欠缺整合性，其效果又如何呢？在在有檢討的必要。

Scrutton將載貨證券的併入條款，分成4種類型，從併入條款中最狹窄的範圍，依照順序，漸及較大的範圍（註2），來加以說明，可以說已解決了上述諸般的疑問。即：

①載貨證券中之併入條款，如果載明：「運費及其他一切條件，依照傭船契約辦理」（Freight and all other conditions as per charter）字樣，是屬於併入條款中最狹窄的範圍。此一條款，以「運費」為例示，自應將條件解為，在傭船契約中受貨人所應履行的條款，或與貨物之卸載或受領有關的事項，被併入而已。其中，諸如延滯費（demurrage）、延滯損害金（damage for detention）、留置權（possessory lien）等都包括在內。

但傭船契約之免責條款（exception clause）（註3）、責任中斷條款（cesser clause）（註4）、定期傭船契約之補償及代理條款（indemnity and agency clause）（註5），乃至載貨證券中關於裝船貨物到達之絕對的證據（conclusive evidence）條款（註6），則都不能併入。

②載貨證券中之併入條款，如果載明：「一切條件及免責條款」（All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字樣，或明示的提及「疏忽條款」（negligence clause，即所謂過失條款，也下同）時，則傭船契約之免責危險，亦承認其業已併入於載貨證券之中（註7）。

③載貨證券中之併入條款，如果載明：「一切條項、規定及免責約款」（All terms, provisions and exceptions）字樣，則只要不違反載貨證券明示的條款，幾乎都已併入於載貨證券（註8）。與②相較，除免責約款相同而外，將「一切條件」易為「一切條款、規定」，其義即不僅包括「條件」，而且亦及於傭船契約有關貨物之裝載、運送、卸載、交貨等各條項，即便是「確證條款」（conclusive evidence clause），亦在併入之列。

④載貨證券中之併入條款，如果載明：「一切條款、條件、條款及免責約款」字樣時，這恐怕是通常所利用的字句中範圍最廣的條款，幾乎已將「傭船契約條款」全予併入了。在判例上即使不能直接使用船席的情形，亦應支付延滯費的條款，如併入載貨證券中，也發生併入的效力（註9）。縱使定期傭船人指定在船塢卸貨，亦同樣發生併入的效力（註10）。

雖然有上述廣、狹的併入條款，於併入載貨證券時，仍不能與載貨證券內其他的條款相牴觸。不過，Scrutton教授卻指出（註11），關於這一點的判斷，不應作機械上（mechanically）的處理，而應作理智上的（intelligently）探求，該條款在與貨物的裝載、運送及交貨等有所關聯時，要將其文義適合於載貨證券，必須作一定限度的操作（manipulate），不能食而不化。

另外，一直被認為較重大的問題是，傭船契約的「仲裁條款」併入於載貨證券中，其效力如何？如果將之併入於載貨證券，採肯定的見解時，則載貨證券持有人以船舶所有人或定期傭船人為相對人，提起訴訟時，將會被船舶所有人或定期傭船人以當事人間訂有仲裁契約，而提出妨訴抗辯，難免會被法院駁回其訴，從而載貨證券持有人將因仲裁費時，無從達成仲裁判斷時，其起訴期限是否亦會受到限制，而發生不公情事？

Scrutton教授針對這個問題，就英國的判例提出檢討之後，認為於定期傭船契約中的仲裁條款，能夠併入於載貨證券者，僅限於以下2種情形，即①於載貨證券中對於併入仲裁條款，使用「特定的字句」（specific words），而且該仲裁條款在載貨證券中被認為是有意義的規定，不違反載貨證券其他明示的條款的情形（註12）。例如載貨證券中載明：「一切其他條項、條件、條款及免責約款，包括仲裁條款，如同包括疏忽條款及責任中斷條款一樣，依照傭船契約辦理（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clauses and exceptions including the Arbitration Clause as well as the Negligence Clause and Cesser Clause as per Charterparty）。」已明示地併入「仲裁條款」。此外，定期傭船契約的仲裁條款亦言明：「在本傭船契約下，引起的任何爭執，都要在倫敦依仲裁條款來解決（Any dispute which may arise under this Charter to be settled in arbitration in London）。」即其適例。

②於載貨證券中對於併入定期傭船契約，如屬於「一般的字句」（general words），而且定期傭船契約中之仲裁條款及其他條款，也明確的表示不僅在傭船契約，即在載貨證券有關的紛爭，也受到仲裁條款的支配的情形（註13）。例如在載貨證券中雖然沒有明示併入仲裁條款，但在傭船契約中卻明確的記載，「一切條項、條件、條款（包括仲裁條款）及免責約款，依本傭船契約辦理」（all terms, conditions, clause (including the arbitration clause) and exceptions as per this charter），及屬其例。

在①之情形，在載貨證券併入條款中明示的併入仲裁條款的情形，業已肯定仲裁條款的併入，並無何爭議。可是在②之情形，於載貨證券中並未明示的併入仲裁條款，對載貨證券持有人而言，可能招致不測的結果，此乃因其無從於載貨證券中，判斷是否受仲裁判斷的拘束之故。就這一點而言，英國法院的判例，正好持正、反2種見解，在Astro Valiente Compania Naviera S. A. v. Pakistan Ministr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一案（以下簡稱The Emmanuel Colocotronis）（註14），持肯定的見解；而Skips A/S Nordheim v. Syrian Petroleum Co. Ltd.一案（以下簡稱The Varenna）（註15），則持否定之見解。

上述2件案例，都與船舶所有人對貨物所有人請求延滯費有關，但都不是屬於①的情形，在載貨證券中並沒有明示地併入仲裁條款的「特定文句」。只不過在The Emmanuel Colocotronis一案，載貨證券中的併入條款載明「一切其他的條件、免責約款、延滯費、共同海損費用，依傭船契約辦理」（All other conditions, exceptions, demurrage, general average for disbursement as per charterparty），因此貨物所有人對船舶所有人所聲請的仲裁，主張：①依載貨證券條款的解釋，應依「同種解釋的原則」（ejusdem generis rule）解釋，「仲裁」與「延滯費」、「共同海損費用」，並非屬於「同種」，②縱令「仲裁」相當於「條件」，此種一般指示的文句，即使併入仲裁條款，亦不充分，等語，極力抗辯。

Staughton法官審理結果，以①載貨證券條款的解釋，不可依照「同種解釋的原則」來處理，②但仲裁也是「條件」的一種，載貨證券條款如果將傭船契約的條款併入，以「一般的只是」即應認為業已充分等語為理由，而裁定船舶所有人提付仲裁正當。

另一方面，在The Varenna判決一案，載貨證券中的併入條款記載「傭船契約中之一切條件及免責約款包括疏忽條款，都視為已併入於載貨證券中」等語，Donaldson M.R.審理結果，認為①判斷將傭船契約中的條款，是否併入於載貨證券時，第一要義就是應依載貨證券中的條款予以解釋，而非依傭船契約的條款予以解釋，②「條件」一詞僅指與貨物之運送、交付時之條件有關，不應擴大到仲裁條款這樣的附隨條件等，為其理由，而駁回貨物所有人所提仲裁的妨訴抗辯。亦即認為船舶所有人提起訴訟，尚無不合。

由此不看出，在The Varenna一案的判決，Donaldson M.R.明確的表示其不贊成Staughton法官在The Emmanuel Colocotronis一案判決的意見。最近英國的判例，有將仲裁條款中所併入的情形，作更加限制解釋的傾向。以此來看，在實質上Scrutton教授所舉第①種情形，受到肯定，而不及於第②種情形（註16）。

 

 

【註】

 

1. Hausen v. Harrold (1894) 1 Q.B. 612; Turner v. Haiji Goolam (1904) A.C. 826。
2. 參見楊仁壽，海上貨損索賠，第2版，第390～392頁。
3. Diederichsen v. Farquharson (1898) 1 Q.B. 150 (C.A.); Russell v. Niemann (1864) 17 C.B. (N.S.) 163。
4. Gullischen v. Stewart (1882) 11Q. B. 186。
5. Manchester Trust v. Furness Withy (1895) 2 Q. B. 539 (C.A.)。
6. Hogarth B. Blyth (1917) 2 K.B. 534。
7. The Morthumbria (1906) p. 292; Finska Cellulosav. Westfield Paper (1940) 46 Com. Cas. 87。
8. Vergottis v. Robinson (1928) 31 L.L. L. R. 23; Gorrsien v. Challoner (1925) 23 L.L. L. R. 61。
9. Roland-Linie Schiffahrt v. Spillers (The Werrastein) (1957) 1 Q.B. 109。
10. East Yorkshire S.S. Co. v. Hancock (1900) 5 Com. Cas. 266。
11. 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 19th ed. 1984, p.p. 63~64。
12. The Rena K (1978) 1 Lloyd’s Rep. 545 (Q.B.)。
13. The Merak (1965) 2 W.L.R. 250 (C.A.)。
14. (No. 2) (1982) 1 All E.R. 823 (Q.B.)。
15. (1983) 3 All E.R. 645 (C.A.)。
16. Stork, Arbitration Clause: Potential Conflicts with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21 Colum. J. Transnat. L. 157 (1982): J.P. McMahon, The Hague Rules and Incorporation of Charter Party Arbitration Clauses into Bill of Lading 2 J. Mar. L. & Comm. 1 (1970); E.A. Marshall, Incorporation of Arbitration Clause into Charterparty Bills of Lading, 1982 J. B. L. 478; D.G. Powles Bills of lading; incorporation of charterparty clause, 1982 J.B. L. 335; E. A. Marshall, Arbitration Clause not incorporated into bill of lading, 1984 J.B. L.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