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貨證券上的簽名

楊仁壽

 

定期傭船人在其所傭的船舶裝載貨物後，在交易的便宜上，通常都會要求船長等簽發載貨證券。在英美法，載貨證券如尚在定期傭船人手中期間時，不過是一紙「貨物的收據」（a receipt of the goods）而已，必須定期傭船人將之轉讓於第三人手中時，始被解為與定期傭船契約脫離，形成獨立的「契約」（註1）。於是就會發生取得載貨證券之人與船舶所有人、定期傭船人間，發生種種解釋上的問題。

與此有關聯的，諸如①載貨證券簽名的問題，②轉責條款（demise clause）效力的問題，③基於載貨證券之債務的內容與定期傭船契約之間的關係問題，以及於載貨證券併入（incorporation）定期傭船契約的效力問題等等，都有加以檢討的必要。

就①載貨證券簽名的問題而言，影響到載貨證券對何人發生如何的效力，亦即定期傭船人在其所傭船舶上裝載貨物，經簽發載貨證券的情形，究竟應解為貨物所有人與船舶所有人之間成立所表彰之運送契約呢，抑或與定期傭船人之間成立所表彰之運送契約呢，這貨物發生損害時，究竟應向何人請求損害賠償，有所關聯。

在英美法上，由何人在載貨證券上簽名，涉及到應由誰負責損害賠償，關聯甚鉅。爰分數如次：

一、由船長在載貨證券上簽名的情形：在英美普通法上（common law）上，向來認為船長有為船舶所有人於載貨證券上簽名的權限，因此，船長於簽名之載貨證券，被認為有拘束船舶所有人的效力，此乃是原則（註2），但船長所簽名之載貨證券，拘束定期傭船人之情形，亦非全無，不過此種例外的情形，是依載貨證券上所記載的文句以及各種情況，在在都表示船長是定期傭船人的代理人，始於載貨證券上簽名，已相當的明確，才有此可能（註3）。

在定期傭船契約下，NYPE Form第8條（第78行、第79行）規定：「船長，於被提示載貨證券時，應依大副收據或理貨員理貨單之記載，簽名其上（the Captain, who is to sign Bills of Lading for cargo as presented, in conformity with Mate’s or Tally Clerk’s receipts）。」因此，一般被認為，定期傭船人提示載貨證券時，船長負有於其上簽名的義務，但若載貨證券與傭船契約異其內容時，船長是否亦不能拒絕於載貨證券上簽名的義務，不無疑問。

Wilford等學者（註4）認為從NYPE Form第8條所規定「提示」（as presented）一詞來看，彷彿在原則上船長不能拒絕於載貨證券上簽名，但有下述情形，則述例外，可以拒絕簽名，即①包含與傭船契約有明顯矛盾（manifestly inconsistent）條件之情形，②指定於航線限定以外之卸貨港之情形，③不併入傭船契約明示的規定，併入該條款之情形，④沒有正確地表示貨物之情形。

此外，船長如於定期傭船人所提示的載貨證券上簽名，導致船舶所有人遭受損害時，船舶所有人可以向定期傭船人請求補償，亦普遍受到廣泛的承認。實際上依Baltime Form第9條規定：「因船長、船副或代理人，依照傭船人之指示而簽發載貨證券或其他文書或其他證明，與因任何不正當之船舶文書或超載貨物，所致之一切後果或責任，傭船人須補償船舶所有人（The Charterers to indemnify the Owners against all consequences or liabilities arising from Master, Officers or Agents signing Bills of Lading or other documents or otherwise complying with such others, as well as from any irregularly in the Vessel’s papers or for over carrying goods）。」即具有此義。

二、定期傭船人或其代理人於載貨證券上簽名的情形：定期傭船人或其代理人未將載貨證券「提示」船長，請其簽名，而逕以自己之名義，代理船長簽名於載貨證券上，常被解為也在允許之列。如前述NYPE Form第8條之規定有：「船長，於提示載貨證券時，得簽名其上（the Captain, who is to sign Bills of Lading for cargo as presented）。」之句，此與船長關於船舶的利用，應依定期傭船人之指示，相結合的結果，一般都被解為：定期傭船人或其代理人，亦被賦予有代理船長在載貨證券上簽名之權限（註5）。

例如在（註5）所舉Wilston S. S. Co. Ltd. v. Andrew Weir & Co.一案中，定期傭船契約規定：Wilston號輪的船長，應依傭船人之指示，在載貨證券上簽名。而所發給之載貨證券抬頭卻寫道：「共同配船到拉布拉他何域，Andrew Weir & Co.代理人，Turner & Co. Ltd……（Joint Service to River Plate, Andrew Weir & Co. Agents; Turner Morrison & Co. Ltd……。）」等語，並由定期傭船人Andrew Weir之代理人Turner Morrison在載貨證券上簽名。嗣發生貨損，於是定期傭船人依照載貨證券支付貨物所有人賠償金後，對船舶所有人請求補償。船舶所有人則以簽發載貨證券的當事人是代理人本身，而非定期傭船人為理由，拒絕補償。在本件載貨證券的本文，雖然被認為已指出定期傭船人為「The Company」之句，但另一方面也記載「本船之船長、船舶所有人或代理人（master, owners or agents of the vessel）」等字樣。

最後，法院審理結果，Roche法官判稱：「載貨證券是以代理船長而簽名，所以是證明與船舶所有人之契約，並不是證明與代理人Andrew Weir（the bills of lading evidenced contracts with the owners and not with Andrew Weir because they had been signed “for the master”）。」因而判決船舶所有人敗訴，亦即定期傭船人向船舶所有人求償成功。

但關於這一點，英國法院與美國法院的觀點，則有差異。就英國法院而言，在Tillmanns & Co. Ltd. v. S. S. Knutsford一案（註6），廣泛的承認傭船人或代理人依定期傭船契約中之「利用條款」（employment clause），可以在載貨證券上簽名，並賦予有拘束船舶所有人的權限以來，很顯然地在載貨證券上印有代理船長（for the master）字樣，並代理船長及船舶所有人簽名，即具有拘束船舶所有人之效果，毋寧屬於當然的解釋。此種看法，在The Berkshire一案（註7）更明確地表示截至該時為止，上述關於在載貨證券上簽名的基本立場，仍然不變。

但在最近的判例，諸如The Vikfrost（註8）、The Venezuela（註9）等案，卻有顯著的傾向，認為在決定載貨證券主體之際，未必以載貨證券上的簽名，作為決定性的事項，而應斟酌全體契約條款以及種種情況，來作判斷，此與以前美國判例所持之立場，比較被認為已有所偏離了。

亦即在美國法院，認為定期傭船人或其代理人若在載貨證券上簽名時，即使付有「代理船長」（for the master）字樣，如果船舶所有人或船長，沒有賦予其有於載貨證券上簽名的權限，或者在外觀上沒有賦予這樣的權限時，就應解為該載貨證券，不能拘束船舶所有人。

而且如就Demsey & Associates, Inc. v. S. S. sea Star（註10）以及Nitram Inc. v. M/V Cretan Life（註11）等案，加以比較的結果，也明顯可以瞭解，先前所舉NYPE Form第8條之規定，僅曰：「船長於被提示載貨證券時，應依大副收據或理貨員理貨單之記載，簽名其上」等字，如要將之解為賦予可以拘束船舶所有人，定期傭船人必須更要有充分而明確的被授與權限的表示，如非如此，並不足夠。

Pritchett教授（註12）指出：依上述美國判例的情況來看，顯然已將英國Tillmanns & Co. Ltd. v. S. S. Knutsford的判決，附加了條件，同時亦認為美國The Poznan, 276 F. 418 (S. D. N. Y. 1921)的判決，欠缺正當理由，背離了規定，已然亂了國際上海事法的統一性，殊屬欠妥等語，殊值重視。

 

 

【註】

 

1. 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 19th ed. 1984, p. 58; Carver, Carriage by sea, 13th ed. 1982 Para 699。
2. Wilford, Coghlin, Healy, Jr. & Kimball, Time Charters, 2nd ed., 1982, p. 214 et seq。最近的判例，諸如The Venezuela (1980) 1 Lloyd’s Rep. 393 (Q. B.)。
3. Samuel v. West Hartlepool Steam Navigation (1906) 11 Comm. Cas. 115 (K. B.)，在該案是利用定期傭船人的載貨證券，明確記載載貨證券是定期傭船人與貨物所有人之契約，因而被判示，定期傭船人應受到拘束。
4. 同註2， 220 et seq。
5. Wilston S. S. Co. Ltd. v. Andrew Weir & Co. (1925) 22 Ll. L. Rep. 521。
6. (1908) A.C. 406 (H. L.)。
7. (1974) 1 Lloyd’s Rep. 185 (Q. B.)。
8. (1980) 1 Lloyd’s Rep. 560 (C. A.)。
9. (1980) 1 Lloyd’s Rep. 393 (Q. B.)。
10. 321 F. Supp. 663 (S. D. N. Y. 1970)。
11. 559 F. 2d 1359 (5^th 1979)。
12. Pritchett, the Demise Clause in America Courts (1980) 4 Lloyd’s Mar. & Mar. & Comn. L. Q. 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