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約解釋儘量有效原則

楊仁壽

船舶所有人與定期傭船人所訂定之定期傭船契約，雖然無須締結詳式的契約，只要簡式的契約，即無妨其成立。但如在此之前，當事人的交涉迄未終了，漸入尾聲時，當地發生意外事故，諸如政府突然有所介入，當事人於錯愕之餘，暫時停止討論。此時政府的介入等，與契約自由之原則自屬有違，即使契約重要事項，業已討論完畢，但當事人為此若裹足不前，對船舶所有人而言，不免使其進退失據，可否主張契約業已具有拘束力？

在此之時，當事人如採「正式的書面」，就不會發生任何問題，因為尚待彼此於契約上簽名，亦即在簽名以前，彼此尚有磋商餘地。如果採「其他的形式」，諸如以電報、傳真等往返交涉，雙方無須簽名，就會發生爭執了，因為定期傭船契約上的條款不少，所謂「重要事項」，又每每各人所見不同，其不發生糾紛者絕少。同理，簡式契約以少用為妙。

在Sociedada Portuguesa de Navios Tanques v. Polaris一案（註一），即屬顯明之案例。在該案中，定期傭船人與船舶所有人就Polarsol號輪訂定定期傭船契約的過程中，大家幾乎都已談妥，在尚未簽名前，葡萄牙政府突然宣示，在該國新審查傭船契約的有關公布以前，所有的簽約暫時停止進行。定期傭船人於是聽從指示，暫不簽名。船舶所有人氣憤之餘，狀請法院定奪，主張當事人業已締結具有拘束力合意的契約，定期傭船人則稱，葡萄牙政府的指示，他不得不遵從。

McNair法官指出：傭船契約如係通常的略式，雖得認為契約業已成立，但在本件雙方當事人往返的文書中，既已明確的表明意思，傭船契約書在簽名以前不受拘束，甚至有關銀行保證，事屬重要事項，在被政府的指示通知之日前，兩造尚未達成合意（that charters were fixed daily on an informal basis he held tha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 parties had made it clear in their written exchanges that they did not intend to be bound until the charter was signed. It was further held that one material term relating to a bank guarantee had not been agreed at the d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Government was notified），據此McNair法官，判決當事人受拘束的契約並不存在（It was accordingly held by McNair）。該案雖經船舶所有人上訴到上訴法院，仍獲上訴法院維持，認該件並非具有拘束力的契約（by the Court of Appeal affirming his decision, that there was no binding contract）（註二）。

定期傭船契約的內容，有屬於契約之重要事項者，有非屬於重要事項者；而屬於契約之重要事項中，更有因定期傭船契約本質上的事項，有雖非本質上的事項，但依當事人之意思認為是重要事項者，不一而足。但不論如何，凡屬重要事項，當事人必須意思表示一致，並具有書面格式時，對雙方契約當事人即具有拘束力。

如所週知，定期傭船契約，船舶所有人在約定期間內，必須提供所約定的船舶，以及配備相當的船員（包括船長及海員），供定期傭船人依約定的用途，予以使用，而定期傭船人亦應依約定的時期、地點支付傭船費。該契約所涉「重要事項」極為廣泛，必須就「全部的重要事項均有明確合意」始可，此即為「全部重要條款明確合意的必要性」（necessity for clear agreement upon all essential terms）之原則。

因之，在交涉過程中，當事人就全部重要事項，均必須達成在書面上明確的合意，該契約始具有拘束力，若未達到此一地步，契約尚未成立，不存在著任何契約。在Rossiter v. Miller一案（註三），Blackburn法官指出：「就該合意而言，雖言明尚欠缺未辦的事項，俟後日再行決定而予以保留，契約仍然不存在」（If some particulars essential to the agreement still remain to be settled afterwards , there is no contact）云云，雖非針對定期傭船契約而發，但對所有契約均有其適用。舉例而言，在定期傭船契約，定期傭船人必須依約定給付船舶所有人「傭船費」，不論對於「傭船費率」（the rate of hire）未達成協議，或是漏未約定，均得認為「重要事項」尚未決定，在此之前，定期傭船契約難認業已成立。

較為棘手的是，雙方當事人雖然就重要的事項，在形式上已有合致的意思，但其意義並未明確，模糊曖昧不清，即使經調查審認亦難決定彼等之「意思」何在。此種「意思」，可以說不具有「確定」的意思。該契約是否已經「成立」，日後如有爭論，仍有待於法院判斷：當事人的真意為何，是否已到達兩造「完全合意」的程度。這就有違當事人訂約必須明確的初衷了。

不過雙方當事人之所以訂約，端在要使契約生效，而不是令契約不生效，否則何必多此一舉。因此，法院認為契約內容欠明瞭或條款不清時，仍應儘量使契約為有效之解釋，始符當事人訂約之本意，此即所謂「法律行為有效之原則」（註四）。

因之，在Scammell v. Ouston一案（註五），Maugham法官判決指出：「當事人想締結有拘束力的契約（按：指無通謀為意思表示的情形），而為法院所確信的情形，在當事人就其關連精通交易之商業上書類之中，苟認為不屬於其他契約所特別考量的條款，應解為亦包括在內」（In commercial documents connected with dealings in a trade with which the parties are perfectly familiar the court is very willing, if satisfied that the parties thought that they made a binding contract, to imply terms and in particular terms as to the method of carrying out the contract which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supply in other kinds of contract）。換言之，該等條款，當事人有無訂定，在彼等的心中，殆已將之作為契約的內容時，即應即認為彼此已具有此種意思。否則，無論什麼契約，都應從頭堆砌，徒然浪費時間而已，當然若屬其他契約所特有的履行手段，就不包括在內。

Maugham法官就此雖已於Hillas v. Arcos一案說明（註六），嗣再度闡述：「有位木材商人於1930年，訂定契約，購買俄羅斯生產並備用詳細說明的『中等標準的軟材22,000根』。契約並約定（買受人）在1931年也可以選擇出賣人當年度正式價格打折後的價格，購入『100,000根』，但對於木材的種類、尺寸、品質以及裝載方法等細目則未約定」（Timber merchants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to buy “22,000 standards of softwood goods of fair specification” of Russian origin during 1930. The agreement gave then an option to purchase in 1931“100,000 standards” at a stated discount from the seller’s official price list for that year, but gave no details as to kind, size or quality of those standard nor as to the manner of shipment）。1930年購入的部分，並未發生問題，但出賣人就1931年部分卻持異議，以文義過於不確實為理由，認為不合乎有拘束力契約的要求，其無須負責（No problems arose with regard to the purchases in 1930, but the sellers sought to avoid liability under the option for 1931 on the ground that it was to uncertain in it terms to constitute a binding agreement）。上議院判示，就1931年度的選擇，具有拘束力（The House of Lords held the option for 1931 enforceable）。

亦即1931年買受人選擇予以購買，在木材的細目上雖一片空白，惟1930年購入部分既已有詳細細目，可資填補1931年不足部分。而且，其文義本身雖不無模糊，諸如「軟材」、「中等」等詞。惟衡諸前後文句，尚合乎邏輯、公平，因其與1930年購入部分同訂在一個契約之內，當然與1930年份之木材細目為其前提。衡諸契約有效之解釋原則，英國上議院之判決，殊值贊同。

【註】